小引：

　　從18世紀起，史詩《格薩爾》開始在歐洲文化中引起注意，到今天，它已經(jīng)形成為一門國際性的學科。二百多年來，國外學者一直沒有停止過對這部史詩的積極開掘?？v觀二百多年國外學者研究這部史詩所取得的成績和呈現(xiàn)的特點，不僅可以看到國外學者研究史詩的學術(shù)傳統(tǒng)，更重要的是，它有益于今后加強我國《格薩爾》史詩學的建設(shè)，并從中或多或少地還可以找到，我國《格薩爾》早期史詩學建設(shè)和國外《格薩爾》史詩研究的某些淵源關(guān)系。

　　特別是1959年以前，國外對這部史詩的調(diào)查搜集和理論探討，在我國《格薩爾》史詩學的建設(shè)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本文著重介紹1959年以前國外研究概況，特別是那些對我國早期《格薩爾》史詩學的建設(shè)有過積極影響的成績。當然1959年以后國外的研究，也在一定意義上開闊了我國《格薩爾》史詩學建設(shè)的視野，但比起這之前他們的研究，對我國《格薩爾》史詩學建設(shè)所具有的淵源意義來說，不可同日而語。但作為國外學術(shù)研究發(fā)展的傳統(tǒng)，以及出于我國《格薩爾》史詩學發(fā)展的需要，對1959年以后國外學者的研究，我也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關(guān)注。

　　另外，還有一些具體情況，在此有必要加以說明。首先，本文的介紹以問題為出發(fā)點，沒有特別強調(diào)學者的國別和文章篇名。其次，鑒于前面提出的目標，本文沒有全部收錄同時期對同一問題展開討論的所有學者。再者，由于早期研究者探討的基本上是蒙文本史詩，因此在沒有特別說明的情況下，一般指的是對蒙文本《格薩爾》史詩研究。最后，本文參考了我國學者總結(jié)國外研究的成績，以及最近出版的國外研究者著作的學術(shù)概況部分。①

　　一、史詩資料的發(fā)掘和最初提出的問題

　?。ㄒ唬┦吩娫跉W洲文化中引起注意

　　1772年，西伯利亞的旅行家和研究者帕拉斯（P·S·allas）最早在麥馬欽城見到了一座格薩爾廟。他在介紹這個情況的游記中，還提及蒙古地區(qū)有一部關(guān)于格薩爾的巨著，但沒有引用原文資料。1802年，別爾格曼（Benjamin Bergmann）在卡爾梅克旅行時抄錄下了《格薩爾》的兩個片斷。1820年，季姆克夫斯基（E·Timkovski）經(jīng)由蒙古到中國旅行，也抄錄了卡爾梅克《格薩爾》，完成了一本筆記。1825年，克拉普勞特（J·Klaproth）提供了某些有關(guān)蒙古《格薩爾》的資料，他根據(jù)蒙文資料，誤認為格薩爾就是關(guān)云長，生在西藏和中國陜西省之間的青海一帶。1839年，施密特（I·J·Schmidt）院士首次用德文發(fā)表了蒙古文版本《格薩爾》，由此，歐洲東方學者才更多地了解了這部史詩。同時，施密特也首次關(guān)注了研究該文獻在方法論上的兩點問題：他認為該作品對于研究民族志學很重要，并認為該作品的產(chǎn)生地域與西藏有關(guān)。

　?。ǘ┳钤缣岢龅膯栴}：歸屬問題

　　19世紀下半期，關(guān)注《格薩爾》問題的方向有了某些改變，在提出其歸屬問題的同時，還指出它的性質(zhì)為民間文獻。當時問題的焦點集中在兩種觀點上：有人說這部史詩是蒙古的，有人說是西藏的。1851年，紹特（W.Schott）根據(jù)施密特譯本進行與《卡勒瓦拉》的比較研究工作。經(jīng)過詞源分析，他不同意來源于西藏說法。1890年，波塔寧（G·N·Potanin）在翻譯的幫助下將蒙文《格薩爾》轉(zhuǎn)譯成了俄文，并對西亞和歐洲史詩的相類似情節(jié)作了比較研究，找到了全世界性的共同情節(jié)。他在《格薩爾》與俄國的壯士歌比較研究中指出，東方學家們認為“格薩爾”是藏文的Gesar（花蕊），這是不正確的，實際上這一稱呼來自突厥語系某部落的名字。

　　實際上在20世紀初期以前，國外學者們所見到的只是一些蒙古文和藏文《格薩爾》的部分章節(jié)。此外，用的材料基本上出自漢嘎諾夫（M·H·Xangalov）《民間戲劇集》里發(fā)表的資料和1893年波塔寧的《中國唐古特——西藏地區(qū)和中部蒙古》一書中的材料，以及上面提到的施密特的德譯本。因此，這些研究還只是初步的介紹性質(zhì)的。

二、藏文本史詩的發(fā)現(xiàn)與認識意義

　　1900年，傳教士弗蘭克（A·H·Francke）首次在拉達克抄錄了比較完整的藏文本《格薩爾》，他把這部著作叫作冬季神話或民間故事。同時，他還得到了一份藏文《格薩爾》的手抄本。其抄錄稿內(nèi)容包括：（1）格薩爾同巨人——霍爾王的戰(zhàn)斗；（2）到中國旅行并向漢王公主求婚；（3）《格薩爾》傳說的序幕；（4）歌頌格薩爾戰(zhàn)勝敵人；（5）宗教上的結(jié)婚儀式。他指出，“這份記錄稿的主要內(nèi)容是敘述在中國的旅行。這里所說的國家并不是地理上的中國，而是想象中的地區(qū)，這個‘黑暗的遠方’與其名稱完全相符”。同時還認為，這部作品反映的是西藏歷史中佛教傳入以前的時期。1901年，勞費爾（Berthold Laufer）評論弗蘭克的記錄時認為，（1）弗蘭克得出的論斷是正確的——蒙古版本的內(nèi)容來自西藏，但根據(jù)并不充分；（2）在西伯利亞和中亞整個地區(qū)流傳的英雄故事，其起源史料也應(yīng)該來自西藏。

　　　1931年，列維（Sylvain Levy）給達衛(wèi)——尼爾（Alexandra David－neel）和庸登喇嘛（Lama Yongdon）《嶺格薩爾的超人生活》所作的序言中說，（1）《格薩爾》最早是西藏版本；（2）格薩爾是個歷史人物，7～8世紀生活在嶺國附近，離嶺國不遠是康木；（3）這個版本里有許多佛教的東西；（4）同時他指出，雖然“有充分的理由證實，屬于《格薩爾》時代的許多古代傳統(tǒng)出現(xiàn)在苯布（薩滿）——宗教信徒當中，這種宗教在佛教傳入西藏之前就已存在，后來用佛教來解釋這個傳統(tǒng)。”但不要把這部史詩看作是薩滿（苯布）創(chuàng)作的形成；（5）它以口頭的形式在民間藝人中傳播；（6）格薩爾中的組成部分在《格薩爾》之前即已流傳。這些論斷基本上固定了史詩的西藏起源說，藏文本《格薩爾》史詩的發(fā)現(xiàn)和收集對此觀點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

三、有關(guān)史詩基本問題的提出

　　1935年，科津（S·A·Kozin）院士論述了《格薩爾》的來源，在注釋蒙文北京版7章本《格薩爾》的俄譯文時（附：北京版蒙文7章本《格薩爾傳》的相關(guān)情況——①1716年在北京出版；②1839年施密特在彼得堡出版蒙文和德文對照版；③1936年出版科津院士俄文譯本；④954年蒙古族學者墨爾根·巴特爾在北京隆福大街發(fā)現(xiàn)后6章；⑤1955年在呼和浩特出版13章本）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1）格薩爾這一名字是什么意思？（2）是否和‘kecapb’、‘цeзpb’非常相近？（3）帕拉斯看過并記載了格薩爾的廟宇，那么《格薩爾》究竟和對格薩爾的崇拜有什么關(guān)系？（4）在文獻中反映了哪些歷史傳統(tǒng)？文獻的出版史如何？編者是何人？何時寫成的？康熙皇帝出于什么動機允許出版的？根據(jù)哪些資料出版的？為何出版的正是蒙古文本，而不是西藏文本呢？（5）這兩種版本究竟有什么相互關(guān)系？究竟算不算是一種版本？作品的主題和形式是否有特別相近之處？（6）何謂《格薩爾》？這是宗教書籍，是英雄史詩？還是屬于中國古典文學中關(guān)于關(guān)羽傳奇故事的《三國志》的兩種文學版本，或是關(guān)于帝王亞歷山大、馬其頓傳說的版本？（7）這部文獻為什么用南部蒙古方言出版，而不用全蒙古古典文學語言出版呢？（8）此外，科津還指出“確實，這里把普通故事，壯士歌、寓言、笑話的語調(diào)都提高到史詩的高度，而且巧妙地循環(huán)使用各種有趣的因素，很難確定這部作品究竟屬于哪一類民間創(chuàng)作。”但肯定的是，民間口頭傳說仍然是蒙古《格薩爾》的基礎(chǔ)。另外，他還認為北京7章本最早編寫于17世紀，因為其中沒有早于此前的古語詞，并根據(jù)語言特點認為，它產(chǎn)生于衛(wèi)拉特部。

1948年他又提出了新的見解，（1）認為它產(chǎn)生于西藏的蒙古人中，尤其與蒙古宗教界的廣大僧侶有關(guān)。經(jīng)過這些人的傳播，這樣才受到了西藏的影響；（2）格薩爾與成吉思汗有關(guān)系；（3）《格薩爾》有兩個版本存在：經(jīng)過了佛教徒加工的和一般民間口頭的。

　　1938年，漢學家阿列克謝耶夫（V·Alexeev）在《對科津＜格薩爾＞一書的評論》中指出：“至于格薩爾同中國的關(guān)帝相似的問題，這種相似是純表面的，我不主張人們把注意力集中到這一問題上，因為這里存在著這樣兩種情況，一方面是由于無知把他們相混，另一方面是鈍性，即屬于當時服從中國當局的消極性?！?941年，米特里亞索娃（H·A·Mittreyasova）在《格薩爾研究史》中，批評了格薩爾是布利亞特蒙古人獨立創(chuàng)作的觀點，得出了蒙古人從西藏人那里借用了《格薩爾》的結(jié)論。

　　四、關(guān)于史詩的主題及產(chǎn)生年代

　　1953年在蘇聯(lián)布利亞特共和國的烏蘭烏德召開了《格薩爾》學術(shù)討論會，會議的目的是確定《格薩爾》史詩的主題——人民性。會議批判了1948年一批人提出的反人民性，得出了比較一致的意見：《格薩爾》基本上是民間創(chuàng)作。如嘎拉薩諾夫（C·Galsanov）認為《格薩爾》中有反人民的內(nèi)容：天生、遠征、各種軍功等，但基本上是人民的創(chuàng)作。米哈依洛夫（G·I·Mixailov）認為手寫本把格薩爾描寫成佛教的義士和傳播黃教的英雄、劍與火。而“我們能夠承認和接受生活中民間并以口頭方式代代相傳的《格薩爾》?！彼€認為格薩爾歸屬于哪個民族仍沒有得到解決，建議對布利亞特和西藏的《格薩爾》進行專門研究。

　　同時，學者們還討論了與史詩最早產(chǎn)生年代相關(guān)的問題。烏蘭諾夫（A·I·Ulanov）認為蒙古和布利亞特的神話是一致的，正是在這個基礎(chǔ)上產(chǎn)生了史特的共同情節(jié)。E·B·巴蘭尼科娃提出了對波塔寧的批評意見，指出民間創(chuàng)作作品的出版不容改寫。她贊同策·達木丁蘇榮（Cendiin Damdisuren）有關(guān)格薩爾最早由同時代詩人諾布卻培寫出，之后才有中亞人民的創(chuàng)作。沙斯蒂娜認為，達木丁蘇榮的觀點是正確的，但蒙古的史詩后來也傳入了西藏。

　　1953年，匈牙利的李蓋提（Louis Ligeti）院士認為弗蘭克搜集的《格薩爾》有口語習慣；同時他還指出“格薩爾”這個名稱來源于西藏。1956年，石泰安（R·A·Stein）說喇嘛教僧侶們利用了格薩爾；同時指出《格薩爾》的內(nèi)容仍在不斷增加；作為中亞各族人民的民間口頭創(chuàng)作的寶庫而在廣大范圍內(nèi)流傳；《格薩爾》有口述本，以及有許多歌詞和古語詞的手抄本。1957年，烏蘭諾夫把《格薩爾》的產(chǎn)生年代推到了更早時期。他的根據(jù)是其中反映了氏族社會的故事，大約到了12～13世紀，又與貝加爾湖一帶的部族和氏族發(fā)生軍事沖突戰(zhàn)敗后逃跑的事實有關(guān)。

　　1959年，烏蘭諾夫認為蒙古神話和史詩在第一個一千年時期有同一個根源。還認為13世紀《格薩爾》在民間相當流行，其根據(jù)是《黃金史》中的一首詩。其根據(jù)后來受到批評。1959年，米哈依洛夫支持達木丁蘇榮的觀點。1959年，蒙古學者仁欽指出格薩爾不是人民英雄，其中有豐富的宗教性、神秘性和占卜性的文學內(nèi)容。

　　五、兩本總結(jié)性的著作

　　20世紀50年代末，國外《格薩爾》史詩研究達到了巔峰狀態(tài)。最明顯的標志是，在眾多學者積極努力的基礎(chǔ)上，策·達木丁蘇榮和石泰安就以前形成的一些基本問題和觀點進行了總結(jié)，取得了國外《格薩爾》史詩研究的最高成績。

　　1957年，作為策·達木丁蘇榮的副博士論文——《格薩爾的歷史源流》在莫斯科出版。這是有關(guān)研究《格薩爾》起源、歸屬問題和主題特征的論著。主要觀點是：（1）格薩爾的身份；（2）格薩爾是否是歷史人物；（3）《格薩爾》的民族屬性；（4）《格薩爾》的人民性；（5）《格薩爾》是西藏的作品（這是對列維的肯定）；（6）“大家知道，中亞各族人民，蒙古、西藏和突厥的各階層的集團在漫長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不但在經(jīng)濟聯(lián)系方面互相合作，而且在文化方面也有最親密無間地交際往來。所以這種狀況不能不反映到上述各民族的史詩作品的性質(zhì)上?！?/p>

　　同時，就過去格薩爾問題的混淆，文章進行了積極的探索：（1）澄清了克拉普勞特的關(guān)帝說；（2）不同意歐洲東方學者的愷撒或亞歷山大、馬其頓的說法；（3）批評了科津?qū)⑹吩娭魅斯c成吉思汗的混淆；（4）他把藏文戈斯拉斯當作唃廝羅·格薩爾，并認為“顯而易見，這里受到了圣徒白瑪薩巴瓦（蓮花生）出生傳奇故事的影響；（5）“把史詩、中國編年史和上述藏文著作做過比較之后，我們可以得出唃廝羅和格薩爾汗是同一歷史人物的結(jié)論?！?/p>

　　1959年，石泰安出版了《西藏史詩與說唱藝人的研究》。這本著作以其精深詳細的資料工作和文獻考證，為國外《格薩爾》研究做了總結(jié)工作。他的出發(fā)點在某種程度上類似于策·達木丁蘇榮，但他更強調(diào)總結(jié)和探討了這部史詩的形成過程。

　　此書的主要成績在于提了了以下觀點：（1）史詩《格薩爾》至晚形成于14世紀；（2）史詩是以印度四天子傳說為其理論基礎(chǔ)的；（3）格薩爾名字最早來自愷撒大帝，后經(jīng)中亞伊斯蘭教地區(qū)和于闐傳入西藏東北部；（4）史詩由兩大文化倉庫組成——外來文化和西藏本土文化；（5）說唱藝人兼有宗教工作者、詩人特色；（6）史詩起源于民間節(jié)日和神山崇拜；（7）史詩受到了宗教界的影響；（8）英雄格薩爾具有雙重角色特征——國王與小丑；（9）史詩最終在西藏的東北部形成，等等。這些觀點更加細致地總結(jié)了在他之前，國外學者提出的主要問題，并且在此基礎(chǔ)上，達到了國外學者對史詩起源研究的最高水平。

　　他們二者的總結(jié)，雖然在某些問題上有不同的看法，但在研究的基本方向和取得的認識上仍然是一致的。這標志著國外《格薩爾》史詩的研究，已經(jīng)基本上解決了其在史詩的基礎(chǔ)問題——起源、形成和主題等方面的迷惑，并就這些問題達成了基本的研究共識。同時，正是這些研究方法和觀點，對我國早期《格薩爾》史詩學的建設(shè)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六、20世紀60、70年代以來的研究傳統(tǒng)

　?。ㄒ唬┗A(chǔ)問題研究的鞏固

　　20世紀60、70年代，在石泰安和策·達木丁蘇榮奠定的研究基礎(chǔ)上，國外學者就上述問題，進一步展開討論，加強和鞏固了上述觀點，并適當?shù)卣{(diào)整了以前學者的一些認識，相應(yīng)地擴大了一些研究視野。1960年，舒伯特（Johannes Schubert）

研究了格薩爾這一名稱的起源后，對《格薩爾》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1）資料的性質(zhì)：是史詩？是神話傳說？還是歷史故事？（2）主人公的名字；（3）史詩的起源；（4）書面作品的編寫及其發(fā)展時期；（5）材料的主要內(nèi)容；（6）地名的局限性及意義；（7）人名的形式及意義。另外，他還提議今后應(yīng)該用比較法對這部史詩進行研究。

　　1967年，符拉基米爾佐夫（BVladimircov）院士認為，《格薩爾》的蒙文版是譯自西藏版本的。原因是這部作品在語言上不同于其他蒙古作品，沒有古典蒙古書面語。但它有自己的獨特性。1976年，霍莫諾夫認為，格薩爾比蓮花生的生活時代早。這不是歷史作品，作品的語言風格和藝術(shù)特點可以證明這是史詩作品?，F(xiàn)在很難確定《格薩爾》最初開始傳播的確切地點。格薩爾是神話人物，而不是歷史人物。由于它包含了布利亞特社會發(fā)展的各個不同時期，所以很難把它固定到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期。

　　1967年，羅列赫（George N Roerich）對藏文本《格薩爾》進行了分析，他研究的順序如下：（1）原始的敘事詩《格薩爾》是在唐古特和西藏東北部族中產(chǎn)生的英雄敘事詩；（2）敘事詩的手抄本中佛教成分占優(yōu)勢；（3）敘事詩的印刷縮寫本；（4）經(jīng)當?shù)孛耖g文學加工的敘事詩口頭唱本；（5）《格薩爾》產(chǎn)生在佛教傳入西藏以前，根據(jù)是其中有苯教的東西；（6）肯定蒙古版本譯自西藏本；（7）“格薩爾”一詞可能是西藏和唐古特東北部族從霍爾人那里采用的羅馬稱號（Caeser）的音譯；（8）這部史詩可能產(chǎn)生于10世紀上半期，在此以后創(chuàng)作，或至少到了現(xiàn)在這個形式；（9）他還認為口頭唱本的語言不是西藏古典書面語言，而接近于游牧人的平常生活語言，帶一些古語詞。由此可見，這些口頭唱本成了手寫本的基礎(chǔ)。

　　這個時期，一些學者就史詩中的宗教問題與史詩主題屬性也展開了探討。1963年，烏蘭諾夫批評桑席耶夫，指出“不正確的是這樣一個結(jié)論：說唱藝人是特殊類型的薩滿人。這里反映了錯誤的要點。不正確地確定了布利亞特英雄史詩的性質(zhì)和作用?！彼_滿和說唱藝人的作用是不同的。1964年，田中克彥認為薩滿神話與《格薩爾》有密切關(guān)系，佛教和文學只是其表現(xiàn)的表層結(jié)構(gòu)。神話故事的起源與《格薩爾》無關(guān)?！啊陡袼_爾》故事是由藏文譯成蒙文的，而且多半是以抄本傳播的。這些蒙古版本具有佛教性質(zhì)并且滲進蒙古文學語言流傳的那些地區(qū)。既然埃黑里特——布拉嘎特版本產(chǎn)生在沒有佛教和任何版本的地區(qū)，所以它能更多地保存薩滿形式?！逼浜螅鈲u督也認為史詩與苯布教有密切的關(guān)系。

　?。ǘ?0年代以來研究課題的新轉(zhuǎn)變

　　20世紀70年代后期起，雖然國外學者對史詩《格薩爾》的研究，不像50年代那樣興盛，但這種研究的傳統(tǒng)一直堅持著，并且尤其明顯的是，《格薩爾》的研究已經(jīng)前進了一大步，開始了多方面的探討。

　　主要由四個方面的特點：（1）70年代后期，法國學者艾爾費（M·Elffer）依據(jù)本國研究《格薩爾》史詩的傳統(tǒng)，特別重視了對史詩音律的研究，展開進一步的文化內(nèi)涵的開掘，打開了史詩研究的一個新局面；（2）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德國學者海西希（Walther Hessig）、盧道夫·卡舍夫斯基和白瑪次仁（Padma Cerin）等人對史詩《格薩爾》進行了類型和母題研究，取得了積極的成績；（3）80年代以來，蘇聯(lián)的涅克留多夫等學者開始了詩學角度的探索，這也是非?？少F的成績；（4）70年代以來，特別是80年代后期，各國學者對史詩中的精神世界產(chǎn)生了極大的興趣，開始著重探討了史詩的宗教問題、神話、文化心理現(xiàn)象、結(jié)構(gòu)以及象征，等等。如卡爾梅·桑木旦（Karme Samdan）、杰福利·薩繆爾（Geoffrey Samuel）等，這些學者的工作展示了一種新的研究視角并取得了積極的成果。

　　以上研究無疑表現(xiàn)了50年代以后，國外探討史詩《格薩爾》的深入進展。但這些研究略顯零碎，并沒有形成一種學術(shù)傳統(tǒng)。因此，在以后的國際合作研究中，相互借鑒、相互促進是史詩研究的美好前景。

　　七、小結(jié)

　　在一定意義上來說，國外對這部史詩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對我國早期《格薩爾》史詩學的理論建設(shè)，起到了一個激勵和催生的作用。但由于受到種種條件的限制，在我國建設(shè)《格薩爾》史詩學之初，雖然根本不可能了解到國外二百多年研究的全部成績，但國外研究中一些真正有水平的研究成果，還是在我國建設(shè)《格薩爾》史詩學的過程中，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

　　比如，我們不能忽視在我國早期的史詩研究中，一些基本問題的闡述和討論，大多來自國外學者的開拓。特別是有關(guān)史詩的起源問題的研究，一直是國內(nèi)外學者關(guān)心的問題。而50年代以來在建設(shè)社會主義新文化中興起的一些問題，如史詩的主題思想問題，也是受到了蘇聯(lián)學者的影響。

　　特別值得介紹的是策·達木丁蘇榮和石泰安的研究。這兩位學者的研究是國外對這部史詩研究的最高成就。也是對我國史詩研究者影響較大的兩部著作。特別是80年代前期，在開展我國史詩研究的歷史根源問題時，多次采用和批評了這兩部寫作于50年代末的著作。從一定的意義上來說，他們的研究扶持了我國《格薩爾》史詩學理論建設(shè)的基礎(chǔ)工作。因此，我們不應(yīng)該忘記他們的功績。

　　但也應(yīng)該看到，國外學者研究的局限，也對我國早期學者產(chǎn)生過消極的影響。如石泰安重視對史詩的歷史文獻考證。這種方法既是早期我國研究者的一種特點，又是后來特別是80年代我國學者的一種主要觀點和方法論。但是，隨著對《格薩爾》研究的不斷深入，在80年代中期左右，這種方法已經(jīng)走向了末路。另外，也有學者指出，石泰安研究具有的零碎性和缺乏系統(tǒng)性，也影響了我國乃至國外史詩的研究。但作者在其中得出的一些看法，至今仍具有很強的說服力。特別是1993年當這部研究成果以全部漢譯本的面貌出現(xiàn)后，十多年已經(jīng)悄然過去，我們又取得了那些成績呢？我們不得不感嘆自己過去的探討和這十年的研究工作進展依然還是那樣緩慢！

而自從這兩部著作出版之后，史詩《格薩爾》研究的國外中心位置也得以確立。直到從20世紀50、60年代以及80年代，我國大規(guī)模的史詩資料的開掘工作和相應(yīng)的研究局面逐漸打開后，史詩《格薩爾》研究的中心位置才逐漸趨向國內(nèi)，目前我們可以說這部史詩的研究主動權(quán)已經(jīng)轉(zhuǎn)向國內(nèi)?；蛟S目前我國的研究不一定在有些方面超過他們的成就，但我們已經(jīng)建立的自己的學術(shù)傳統(tǒng)和確立的學科地位，卻是國外研究所不能不承認的。還有一點值得應(yīng)該指出并感到可喜的是，80年代以來，我國學者就史詩的演唱藝人、文本的文化內(nèi)涵等進行了多方面的討論，取得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來，一批藏族學者依據(jù)藏漢文文獻，繼承傳統(tǒng)藏族學者的研究成果，對藏文《格薩爾》史詩的解讀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如史詩結(jié)構(gòu)、嶺地地理位置和氏族移動等的討論。這些都為人們進一步深入了解史詩的形成和傳播等問題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礎(chǔ)。

注釋：

①在此所參引的資料主要有：1、石泰安：《西藏史詩與說唱藝人的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霍莫諾夫：《布利亞特英雄史詩＜格斯爾＞》，內(nèi)蒙古社科院鉛印本1984年版；3、謝·尤·涅克留多夫：《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詩》，內(nèi)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4、80年代以來的一些國外學者的零星論文。如第一至五屆國際《格薩爾》學會上提供的學術(shù)論文及收入其他國外藏學論文集中的論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