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泰勒（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經濟學助教）

    據新華社報道，為期一個多月的個稅修正案征集意見5月31日結束。根據中國人大網公布的數據，截至目前已收到23萬條意見，創(chuàng)單項立法征求意見數之最。在這23萬條意見中，要求提高個稅免征額的呼聲尤為強烈，但專家認為，一味提高個稅免征額不利于個稅充分發(fā)揮調節(jié)收入分配的作用，而應在綜合改革上邁出實質性步伐。

應增強稅制系統(tǒng)的累進性

    市場經濟的發(fā)展不僅為經濟增長帶來更多機遇，也伴隨著收入不平等的加劇。這是由于部分人群未能從經濟增長中獲益，累進稅制從而成為調節(jié)收入的有力工具。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勞動人口自發(fā)地向更高的收入階層移動，也給政府帶來更多收入。因此，累進所得稅在經濟增長時期扮演了自動穩(wěn)定器的角色。當政府收入的增速大于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時，政府手中有越來越多的資源，可用于教育發(fā)展、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的完善。

    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一直保持GDP的高速增長，即使在金融危機的環(huán)境下依然實現了接近10%的GDP增速。而按照相關報道，今年晚些時候，中國將公布下一個十年扶貧綱要，貧困線標準將從1196元提高到1500元。按照現行貧困線標準，中國仍有數千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如果按照國際通行標準（每日每人消費1美元，日均消費低于1美元屬于  “絕對貧困”），中國將有1.5億人屬于貧困人口。

    然而，與其他市場經濟國家相比，中國的累進所得稅在政府收入和GDP中所占比例均很小。在2009年，個稅收入僅占政府稅收總額的6.6%，占GDP的1.1%；在現行個稅體制下，工薪所得納稅人占全部工薪收入人群的比重為28%。與其他多數的開放市場經濟國家相比，這些比例顯得微不足道：以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為例，個稅占政府收入的比例平均約為25%，占GDP的比例平均約為9%。而中國的稅制更加依賴于消費稅等具有高度累退效應的稅種，以及營業(yè)稅和貿易稅等對經濟產生較大扭曲的稅種：在2009年，增值稅和消費稅占稅收收入的比例最大，約為40%，企業(yè)納稅（包括營業(yè)稅和企業(yè)所得稅）則占了34%。

    也許有讀者會問，只要政府有足夠的收入來源，這樣的稅制結構有何不可呢？雖然這樣的觀點不失其合理性，但我們必須注意到消費稅和增值稅的高度累退性帶來的問題。以如下兩個納稅人為例：甲月收入為1000元，乙月收入為10萬元。假設甲將95%的收入用于消費，剩下的5%用于儲蓄；而乙僅將20%的收入用于消費，剩下部分全部用于儲蓄。我們可從中看到，甲不需繳納個稅，但在消費時要繳稅161元，他收入和消費的總有效稅率是16%（雖然名義上他的稅率是0）；而乙需繳納24775元所得稅和2558元的增值稅。因此，雖然乙的所得處于最高一級所得稅率的范圍（名義上的稅率是40%），但他的實際有效稅率只有27%。由此可以看出，盡管所得稅制是高度累進的，但是甲與乙的收入相差100倍，所納的稅額在各自收入中的比重卻相差無幾。即使我們假設乙將50%的收入都用于消費，我們依然會發(fā)現其收入和消費的總有效稅率不過31%，仍遠低于其法定上的名義稅率。

    許多讀者或許會覺得這個例子過于簡單化，因為它并沒有考慮高收入人群可能需要繳納的其他稅種，如印花稅、營業(yè)稅等。盡管如此，我們要知道增值稅在中國稅收總額中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約為34%。雖然印花稅和企業(yè)所得稅主要由高收入人群負擔，但這些額外收入同時也增加了他們的稅基。例如，假設上述高收入者“乙”的10萬元收入中一半為個人所得，另一半來自公司所得，同時假設公司的所有收入都用于再投資而不進行分配，那么他的有效稅率（即全部消費、個人和企業(yè)所得稅的總額與總收入的比例）是26%，與他的全部收入都來自個人所得的情況相比還要略低一些。

    如果政府希望減少收入不平等，或至少令民眾相信累進稅制有助于減少不平等，就必須在整體上增強稅制系統(tǒng)的累進性，而非僅僅在不足7%的個稅部分做文章。

對資本利得等進行課稅

    最近，中國政府提交了個稅修正案，并在5月31日前向社會公開征集意見。這是個稅結構自2007年以來的首次調整，其主要目的一是應對通脹壓力，二是遏制收入差距的擴大。

    為此，在修正案中最低兩級稅率的門檻被提高，最高一級的門檻則被降低；一方面15%的級次被取消，當前按15%課征的部分收入將按10%課稅；另一方面40%的級次也被取消，該部分收入將按最高的45%稅率征稅。從效果上看，新的稅率表降低了月收入在21000元以下納稅人的稅負，同時提高了月收入在11萬元以上納稅人的稅負。而對于收入水平處于這兩者之間的納稅人而言，其影響不是連續(xù)的。收入在4萬元的人繳納的稅額變多了，而收入在10萬元的人繳稅反而變少了。因此，個稅的新變化雖然累進，卻并未促進平等。

    然而，新的個稅修正案帶來的不過是超邊際的影響，對于改善收入分配效果甚微。一方面，確實有許多當前處于低稅級的低收入者未來將免于繳納個稅，直到或許通脹使得他們的收入提高，以致達到起征點；另一方面，在考慮了消費稅和貿易稅的條件下，這樣的改革對他們整體稅負的影響是式微的。如果個稅起征點提至3000元，工薪階層每100人只有12人需要納稅，而個稅在全部稅負中的份額比起消費稅和貿易稅而言又微乎其微。在多數OECD國家，累進的個人和企業(yè)所得稅是政府收入的最大來源，其作為調節(jié)收入分配的工具也就更具實效。

    如果政府希望減少稅后收入的不平等，增進稅制的公平性，就需要對稅制進行全面改革，包括增大個人所得稅的稅基；減少累退的消費稅，或者至少保證對必要商品征收的消費稅稅率的公平性；加強稅收征管，尤其是征收和執(zhí)行效率；開征新的稅種，對那些更多為富人所得、與工資相比增長更快的收入，如資本利得等進行課稅。

    事實上，營業(yè)稅和企業(yè)所得稅存在下調的空間，這部分稅主要由員工和投資者負擔，下調帶來的稅收損失可以通過開征新的資本利得稅來彌補。資本回報率雖然在波動性上遠超過勞動力回報率，但在長期卻遠遠高于勞動力回報率。因此，多數的開放經濟國家對資本利得課征的稅率低于個人所得稅率，高稅收國家一般將稅率定在15%~20%。

如需轉載請與《每日經濟新聞》報社聯(lián)系。未經《每日經濟新聞》報社授權，嚴禁轉載或鏡像，違者必究。

版權合作及網站合作電話：021-60900099轉688

讀者熱線：4008890008

每經訂報電話

北京：010-58528501    上海：021-61283003    深圳：0755-83520159    成都：028-86516389    028-86740011    無錫：15152247316    廣州：020-89660257